印度于1月30日发现首例新冠病例，3月25日开始实施全国封锁，当时约有519例确诊病例和10例死亡病例，但到5月30日部分解除封锁措施时，确诊病例数已超过18万。此后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确诊病例激增，迅速突破100万。
几个月来印度暴露出卫生基础设施的糟糕状况，多年来公共卫生缺乏系统性投资。封锁的目的是让印度各地方政府协调医疗资源、加大检测力度，以更好地了解疫情形势，更好地照顾需要住院治疗的患者。但这一目标仍未实现，一些邦仍在应付不断增加的病例，现阶段很难判断峰值何时会出现。
对不少印度人而言，如此大规模的严格封锁十分艰难，限制了大多数经济活动，并导致数以百万计的人失去工作和收入来源，其中大多是日结工资的非正规部门从业者。国际劳工组织估计，封锁将导致印度近4亿非正规部门从业者面临陷入深度贫困的风险。
“新冠疫情极大地影响了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特别是对远离家乡工作的农民工打击巨大。在疫情最初几个月里，很多农民工开始步行回家，或者寻找其他方式返回村庄，因为他们已经没有钱，也没有办法养活自己和家人。”前述印度市民说。据媒体估计，在第一波疫情中，大约有1000万印度人返回村庄，其中50万人是通过步行或骑自行车的方式。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刘小雪称，印度人口密度大、公共医疗条件低、经济压力大，并且检测力度不足，如果第二波疫情暴发，后果将非常严重。
尽管印度的病例数量巨大，但印度官员指出，该国人均死亡病例数相对较低，印度大约每百万人有19例新冠死亡病例。死亡率较低的部分原因在于印度较年轻的人口结构，在印度，约44%的人口在24岁以下，而55岁以上的人口只有15%。印度卫生部官员Rajesh Bhushan7月早些时候称，这意味着约75%的印度人口被认为是新冠致死的低风险人群。
制造业低迷
事实上，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前，印度经济增长已十分不稳定，第一季度印度GDP增幅仅为3.1%，为至少20年来最低水平。自2014年开始，莫迪政府试图通过“供给侧”改革推动经济发展战略转型，并修正印度经济的结构偏向问题。而为遏制疫情而采取的封锁措施使其经济改革被迫中断，国内经济结构性矛盾进一步凸显，削弱了经济复苏的基础。IMF在今年6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中大幅下调了印度的增长预期。IMF称，在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封锁和较慢的复苏之后，预测今年印度经济将萎缩4.5%，这将是印度经济40多年来首次出现全年收缩，而今年4月，IMF曾预计印度今年经济增长1.9%。
迫于经济压力，印度6月初开始在全国范围内部分解除封锁。尽管经济活动恢复，但多项经济数据仍不佳。印度汽车制造商协会(SIAM)7月14日公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印度的客运车销售较去年同期下跌49.59%;印度商业和工业部公布的数据显示，印度6月进口同比下滑47.59%至211.1亿美元，出口同比下滑12.41%至219.1亿美元。有分析师指出，印度的进出口自3月以来一直在下降，受中印关系、全球需求萎缩、供应链中断影响，未来几个季度印度贸易前景将面临压力;据英国IHS Markit的调查，6月印度制造业PMI和服务业PMI分别为47.2和33.7，继第一季度的下跌后逐渐回升，但仍处于较低水平。
中诚信国际分析师朱琳琳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指出，近期感染病例激增更突显了印度经济短期反弹的脆弱性，工业持续萎缩的同时，城市和农村地区消费下滑，均将使宏观经济承压。按照现阶段的状况，疫情的冲击对印度经济的负面影响正在进一步扩大和深化，经济、财政数据的预测数据都较之前更低。中诚信国际5月12日将印度评级展望由稳定调至负面，并维持其BBBg主权信用级别。接下来，中诚信国际将持续关注印度国内疫情发展、经济复苏和债务上行趋势扭转的进度，以及印度金融系统的稳定性。
“印度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增长’，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并非当前最大的担忧。”刘小雪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称，印度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服务业，而零售、旅游、餐饮业遭疫情打击最重;出口对印度经济的贡献度很低，主要靠内需拉动，但贸易萎缩也反映了经济放缓。但积极的方面是，国际收支和通货膨胀的因素较为和缓，尽管供需两端的波动具有不确定性，但国际油价较低、农业丰收有助于印度保持物价平稳，通胀压力较小;进出口同时下降，其国际收支压力也较小。
在疫情的影响下，印度制造业陷入低迷。印度工商联合会(Ficci)对印度300多家大中小型制造类企业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今年1-3月制造业的整体产能利用率下降至61.5%。90%的企业预计二季度的产量也不会增加。受访者认为短期内印度制造业前景黯淡，只有22%的受访者计划未来半年增加投资扩大产能。
近期中印边境的冲突也为印度制造业蒙上阴影。印度从国大党政府提出“再工业化”到莫迪政府提出“印度制造”已有十几年，但由于私人投资不振、固定资产投资缓慢，制造业始终未能发展起来，占GDP的份额一直徘徊在14%-15%之间，短期内难以解决。中国是从疫情中最早复苏的国家，也是对外直接投资增长最快的国家。作为世界制造中心，中国在产业升级过程中将向外转移部分产业，因此最有可能向印度投资。“印度将经济问题政治化，一味抵制中国，是损人不利己的。”
中国驻印度大使馆新闻发言人嵇蓉参赞称，截至2019年12月，中国在印累计投资已超80亿美元，远远超过印度其他几个陆上接壤国家在印投资额总和。
印度央行及政府也推出了一系列经济复苏的政策，如降低政策利率、提升市场流动性;提供约占GDP的1.9%的直接财政支出，和约占GDP的4.9%的间接支出支持中小企业。朱琳琳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总体而言，由于政策空间有限，即使在疫情得以控制的前提下，印度扭转经济下行趋势依然存在一定难度。此外，印度金融系统近年来脆弱性凸显，金融监管阶段性放宽将加大对印度金融系统稳定性的考验，特别是增加中小私营银行部门的流动性压力。
印度金融系统较为脆弱，资产质量较弱、贷款损失覆盖率和资本比率较低，存在长期的结构性问题。一方面，为维护金融系统稳定，占印度银行系统存款总额近75%的公共部门银行(PSBs)长期受到政府倾向性的支持，构成了较大的或有负债风险。另一方面，非银行金融机构(NBFIs)信贷提供占比日益加大的同时，正面临不断抬升的流动性压力。2018年基础设施租赁和金融服务有限公司(the IL&FS)违约，以及2020年初Yes Bank 倒闭，凸显了印度非银行金融机构在依赖短期资金方面的结构脆弱性以及流动性管理上的缺陷。新冠疫情冲击以来，印度央行不断出台政策放宽金融监管力度、为市场注入流动性，中小私营银行的流动性压力将进一步抬升。
经济增长放缓也将给财政带来压力。IMF预测，今年(2020年4月-2021年3月财年，下同)，印度联邦政府和各邦的财政赤字总额将达到GDP的12.1%，高于上一财年的7.9%;今年总体债务预计将飙升至GDP的84%，并在明年(2021年4月-2022年3月财年)进一步升至85.7%。朱琳琳表示，印度的长期财政赤字积累了高额的债务负担，财政实力较弱且对经济增速变化敏感性较高。2012-2019年印度政府赤字率均值在6.5%左右，政府债务负担近五年持续高于68%，并呈上升态势，疫情将冲击政府中期财政整顿的改革进程，预计2020年财政赤字将大幅攀升至10%以上，债务负担达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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