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就定向降准答记者问时表示，自2018年7月5日起，下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5家大型商业银行和中信银行、光大银行等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可释放资金约5000亿元，用于支持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项目，同时撬动相同规模的社会资金参与。
此次央行降准有一个特别之处，即支持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项目。这在央行货币政策操作史上也是比较少见的，应当是改善央行货币政策操作的特别考虑或特别设计。2018年，央行先后实施三次定向降准操作，其中，1月25日央行对普惠金融定向降准，旨在支持金融机构发展普惠金融业务，提高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和可得性;4月25日的定向降准，旨在释放一定规模的资金给银行，以偿还央行的中期借贷便利(MLF)以及对冲4月中下旬企业缴税，增加银行体系资金的稳定性，优化流动性结构;而本次央行在实施定向降准中作出的首要安排，就是支持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这体现了其特别考虑或特别设计。这不仅是货币政策操作定向调控、精准调控的深化，而且发挥了定向降准工具在促进经济结构调整、降低企业杠杆率、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中的重要作用，这应当是新形势下货币政策操作方式方法的新探索、新进展。
央行之所以这样做，与当前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进展缓慢及暴露出相关问题的背景有关，同时体现了央行积极参与推进该项工作的担当作为。
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是国务院决策部署的一项重要工作。2016年10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意见》，其目标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做好“三去一降一补”工作，促进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增强经济中长期发展韧性。该《意见》提出了降低企业杠杆率的7条途径，其中，市场化“债转股”是重要举措之一。同时，为细化和明确具体的实施方式，制定出台了《关于市场化银行债权转股权的指导意见》。按照文件规定，货币政策在降杠杆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人民银行是实施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的重要参与方。近两年来，央行与其他相关部门协同努力，为该项工作顺利实施提供了政策支持。
过去的实践表明，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虽然取得一定进展，但与改革设计的预期目标还有一定距离。今年以来，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签约金额和资金到位进展比较缓慢，存在“明股实债”等现象。国家发改委财金司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各类实施机构共与102家企业签订“债转股”协议，签订金额1.6万亿元，但落地的只有20余家，落地金额约3000亿元，落地率不足20%。导致这种情况的出现有多种原因，如银行部门开展“债转股”业务面临较高的资本成本，实施“债转股”机构与企业之间对转股价格的分歧较大，实施机构对“债转股”项目的预期收益和前景不确定，投入“债转股”项目的资金退出困难以及银行资本计提的政策不明确等。显然，如果不有的放矢，帮助银行、实施机构和企业解决面临的困难和症结，担当重任的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工作将难于达到政策与改革设计的初衷，不能发挥出应有的积极作用。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央行适时推出定向降准，此举为推进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提供了强大动力。
此次央行定向降准，搭配了相应的窗口指导，要求定向降准资金支持的“债转股”项目满足真正的股权性质投入、1∶1比例撬动社会资金参与、市场化定价、推进公司化治理和改善负债结构五方面的条件。
这些指导原则将比较充分地发挥定向降准支持市场化、法制化“债转股”的积极作用。大型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是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的主力军，定向降准可释放一定数量成本适当的长期资金，形成正向激励，提高其实施“债转股”的能力，加快已签约“债转股”项目落地。对银行、实施主体和企业形成约束，使三方协调配合，规范有序地开展“债转股”。将在降准释放资金约5000亿元的基础上再撬动相同规模的社会资金参与，切实推动“债转股”向纵深发展。将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较大幅度地降低企业杠杆率，让宏观杠杆率下降，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当然，要促使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取得突破性进展，还需要相关部门、地方政府、金融机构、企业主体等各方统筹协调，完善支持政策，营造良好环境，防范金融风险，齐心协力持续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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