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国庆“双节”将至，上海最热门景点之一的南京路又将热闹非凡。被誉为“珍珠万花筒、城市会客厅”的世纪广场将在国庆前焕新亮相，成为品牌与潮流自由展示的新舞台，进一步凸显南京路“品牌国际化、业态潮流化、客群年轻化”的商业特征，及其所传承的现代意识观念。
从历史记录来看，除却战争、疫情等因素影响，南京路的热闹、繁华、时尚场面也是常态；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许多体现摩登、领导潮流的新事物，都始于南京路。这里出现了中国第一座摩天大楼、第一辆有轨电车、第一部有声电影、第一个红绿灯系统。
南京路历来是中国流行商品的发源地，是现代商业的展示台和竞技场，商业及其相关行业高度集聚。现今南京路上被商业部命名的中华老字号，占全上海总数的41%。
南京路既是商业兴盛之地，也是游客来沪观光旅游的必到之处。这里见证了历史的繁华，融合了英式塔楼、东南亚骑楼、老上海石库门、古典主义大楼、现代主义影院等多元历史建筑风格，也延续了今天的热闹。这条历经沧桑的商业街，能够始终保持着魅力和吸引力，其商业文化传统值得我们深思。
从花园弄到“中华商业第一街”
南京路的发展与近代上海历史几乎相始终。180年前上海开埠后，在外滩工作的商人们需要休闲娱乐，1850 年，瑞麟洋行的外侨们组织跑马总会，最先在今南京东路、河南中路一带占据 80 余亩土地辟作花园，也作为跑马场。次年，租界当局修筑从外滩通往抛球场花园的小道，名为花园弄（Garden Lane），又叫派克弄（Park Lane）。这条不足 500 米的花园弄就是南京路的雏形，也是中国第一条近代意义上的马路。因为花园弄较后续马路筑成最早，也被居民称为“大马路”。
1854年，花园弄延伸至浙江路，1862年又延伸至泥城浜（今西藏路），1865年正式命名为南京路。1862年，租界以越界筑路的方式，将花园弄向西延伸，穿过泥城浜，直通静安寺，这段新道路以静安寺前著名的涌泉，取名涌泉路，又名静安寺路，至抗战胜利后改名为南京西路。
1925年6月5日，上海南京路。视觉中国 资料图
南京路商业街的发展分为多个阶段，呈现出中外商业相互竞争、彼此学习的气象。早期以洋行为主，外侨洋行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同时，也兼营普通商业，向上海居民售卖远洋货轮带来的西式生活用品。中国商业力量也随之出现，一批广东商人随洋行来沪，在南京路宝善街一带经营进出口洋货和广东手工艺品，被当地人称为广货店。后来主营本地手工业产品和苏杭特产的京货店也在此纷纷开设，并兼营进口洋货。随着售卖洋货的日渐增多，很多广货店和京货店也被称为洋广杂货店。至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洋行与中国商店聚集的南京路已有了现代商业街的规模。
20世纪初，日用工业品大量进入沪上市场，上海顾客的消费层次逐步提高，品牌意识开始增强。南京路上逐渐汇聚起大批特色商店和名品商店，如专门经营绸缎布匹的老介福、协大祥、宝大祥，最早专营女装的朋街、鸿翔，专营鞋帽的中华、小花园等，专营钟表的亨达利、大光明等，专营眼镜的吴良材、茂昌等，专营南北干货的三阳、邵万生等；还有历史悠久的民族品牌，如张小泉剪刀店、王星记扇庄、老凤祥银楼等。在各方商业力量的努力下，南京路逐步提升为高档商业街。
进入民国之后，风靡世界的环球百货业开始席卷上海。南京路的百货业先由外侨开创，设立了惠罗、泰兴、福利、汇司等较大型的集吃、穿、用各种商品于一店的百货商场，且学习华商经验，根据华人顾客的消费喜好进行销售和进货。华商也随之投资百货业，1917年中国人筹设的先施公司在南京路浙江路路口开设，之后又有永安、丽华、新世界、新新、大新、中国国货公司先后开业，形成集群规模。这些华商公司集百货、餐饮、娱乐等于一处，为世界商品提供了最佳平台，在上海市民中深受欢迎，其中以先施、永安、新新和大新四家规模最大。一些名牌国货的工厂也乘势在南京路开设门市部或发行所，如冠生园食品公司、泰康罐头食品公司、新光内衣厂等。后来居上的华人商业，在二三十年代占据了压倒性优势，让上海人逐渐遗忘了外商的“老四大”，而称永安等华商百货为“四大公司”。
据1920年出版的《上海商业名录》记载，当时南京路上共有外国洋行16家，华洋杂货店27家，洋布店93家，绸缎店20家，呢绒西服店12家，鞋帽店14家，钟表店13家，眼镜店7家，银楼14家，珠宝玉器店6家以及其他如药店、酒楼、饭店等数百家之多。至近代繁荣时期，南京路已形成以大型综合性现代百货商店为骨干，中小型专业特色商店为支柱，小而分散的便利零售商店为补充的现代化商业中心，被誉为“中华商业第一街”。
1993年，上海，南京路是繁华的商业区，车水马龙，人潮涌动。视觉中国 资料图
上海解放后，人民政府对南京路进行了改造，使国有商业占据主导地位，成为人民的南京路。经过网点调查后，扩迁了一批名特企业，使南京路以特色商品众多而吸引消费者。改革开放后，南京路经过更新改造，新建了诸多商业大厦以扩大规模效应，并在1999年落成南京东路步行街，加强了消费与文旅的互动。2020年9月，南京路步行街东拓段正式开街，与外滩这一“上海城市近代化的起点”联结交汇，提供了更高品质的文旅体验，促进了消费升级，吸引了华为等新一批国货品牌入驻。今天的南京路集高品质的食、宿、购、游、乐为一体，让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成为现实，是“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的生动实践。
上海南京路步行街。IC 资料图
中外商帮的展示平台
南京路商业集聚的背后，是世界商业力量被上海吸引而至的时代潮流。爱狄密勒在《上海—冒险家的乐园》中描述了当时全球商人们的呐喊：“大家到上海去啊！”国际商贸大潮中，南京路为各方商业团体提供了展示自己实力与风格的绝佳空间，在沧海横流的时代中轮番上阵大显身手。南京路既是万货云集的商业街，又是中外不同商业文化交织与展示的平台，无论是“肩摩毂击”的近代商业街，还是今日节假日屡屡需要“拉链式人墙”疏导的步行街，众多游客来此消费、体验“City Walk”的同时，也是在感受其丰富的商业文化。
上海在传统时代是个江南城市，浸润着江南商业文化。自古因商业发达又具人文底蕴的杭州、苏州、扬州商品长期引领潮流，杭州的杭锦丝织闻名中外，苏州的样式器物则被冠以“苏祥”、“苏意”的风雅韵味，都是在上海颇受欢迎的品牌。苏杭商人的风雅精致、追逐潮流很快就在南京路上展现。以妇女的化妆品为例，开埠之初杭州人孔凤春、扬州人戴春林就在花园弄附近开设了非常有名的香粉店，引来各地商家的化妆品风潮。不久苏州人朱剑吾开设的老妙香室粉局在南京路设立发行所，其精制的以苏州鲜花为原料的和合牌鹅蛋香粉很快成为南京路乃至全国的翘楚，甚至引起了慈禧太后的关注。王星记的扇子是传统杭州“三绝”之一，曾北上京城深受贵族与文人的喜爱，迁至南京路后，悉心调研上海各阶层的用扇偏好，吸收风行国际市场的日本、法国扇子的特点，研发出用檀香木为原料、绘以西湖风景的檀香绢面扇，一时畅销海内外，名声远播南洋、欧美等地。南京路以其繁荣的市场和国际性特点，为传统商品提供了改进自身而走向全国和世界的机遇。
成为通商口岸之后，大量的外侨移居上海。据统计，近代上海的国际移民来自58个国家和地区，最多时超过15万人，当时的中国人就认为“走在南京路上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在参加世界各族大聚会”。洋行除了售卖纱布、五金器材、洋酒等欧美大众货，不同国家的商人也带来了本国引以为傲的拳头产品。德商洋行以出售洋针、纱团、花边等杂货较多，英商洋行侧重于高档呢绒、棉毛织品、布匹等，美商洋行以推销肥皂、洋油、洋烛等日用品较多，法商洋行侧重于香水、香粉、香皂等化妆品。南京路不仅成为新潮名品的展销平台，也把上海引入了工业文明和全球化时代。
产品之外，外商还带来了细致务实、追求效率的商业精神。洋行竭力培植进口货物批发字号销售商品，对南京路批发商店采取各种优待办法。例如对贷款可开7-10天期票，对量大的批发户给予折扣；定货手续简化高效，甚至口头约定也同样有效，一般不付定样，货物运到上海后商店只需先付清关税，即可在两个月内陆续出货；洋行用各种途径摸清各商店实力和老板的商业信用，分大中小三个类型，与商业信誉好的商店多做生意，对一般商店则酌情推销。这些经商手法，也为崛起中的中国商人提供了国际贸易的学习经验。
在南京路的中小型特色商店领域称雄的是宁波商人。具有海外贸易传统的甬商初始主要投资于航运业、五金业、棉纺业等，很快在南京路显露峥嵘。至20世纪30年代，甬商在南京路上开办或组织的商号已经近五十家，约占华人商号的三分之一，涉及二十多个行业，吃、穿、玩、用、住样样都有。甬商的勤劳细心和灵活创新在此展现得淋漓尽致，并通过乡谊而致商号快速聚集。三阳南货店以宁波马蹄糕打出名声，坚持自产自销，注重精细加工，引领了南货店潮流，与被吸引而至的邵万生、天福并称为南京路“三只半柜台”。老凤祥银楼以“千方百计满足 顾客需求”为经营之道，与裘天宝、方九霞、新凤翔等四家宁波帮银楼曾占据了上海金银饰品销售总额的60%。中华皮鞋公司则经过研究中国人与外国人不同的脚型，别出心裁地为顾客设立了“脚型档案”，以致名扬中外，英国王室婚礼时曾向该公司定制了100双不同式样的女式皮鞋。
2020年，南京路上的老凤祥银楼。图片由作者提供
在环球百货业争霸的是广东商人。在沪粤商群体百花争艳，例如南海籍商人创办了南洋烟草公司、上海冠生园等著名企业，以及迁至南京路的新雅粤菜馆，成为上海商界举足轻重的力量。在南京路上留下最浓墨重彩的则是香山籍商人的环球百货业四大公司，它们逐渐成为展示国际品牌的顶级平台，不仅包括中国各地特产，20世纪国际市场上流行的著名产品，如英国的毛织品，日本的人造纤维，德国的五金、皮革，法国的化妆品，美国的电器用品，澳洲的罐头食品，捷克的玻璃器皿，瑞士的钟表等世界品牌都能在此购买，也让南京路真正从小杂货铺跨入了与国际大都会地位相称的环球百货商业业态。四大公司为吸引顾客，在商业竞争中新招迭出，让追逐新奇的上海市民如潮涌般而来。
原四大百货之一先施公司大楼如今是百联集团旗下上海时装商店。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南京路商业地位的形成，既缘于大上海提供了极佳的营商环境，也是各地商帮在平台上将自身商业文化发扬光大的结果。根据学者熊月之的总结，江南文化的主要特点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开放包容，择善守正；二是务实创新，精益求精；三是崇文重教，坚强刚毅；四是尚德重义，守望相助。江南商业文化在南京路融合了其他地域商业文化的特点，如岭南文化、浙东文化、八闽文化、湖湘文化，并吸纳了欧美商业文化的多种元素，经特大城市的集聚升华，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海派商业文化。
小人物的奋斗舞台
作为中外商帮争雄的平台，南京路的商业文化也营造出新型的自由意识和竞争观念。自由意识的形成，让中外移民中孤身闯荡上海滩的自由人有了职业选择和追求梦想的自由。竞争观念的形成，让他们在充满商机的南京路上，凭借自己的才能去赢得竞争，进而实现梦想。因此南京路也是商业传奇迭出的舞台，许多小人物通过不懈努力，在这里实现了他们的“上海梦”。
犹太人哈同刚到上海打工时身上仅有六个银元，其职业从洋行的守门人员、跑街、仓库管理员、房产收租员等职位起步。凭借着精明与勤奋，哈同在本职工作表现出色的同时，将积攒的资金用心经营南京路及其附近的房地产，最终成为“拥有半条南京路”的商业大亨，四大公司等商业大厦的房地产权皆归他的名下。在上海获得成功的哈同，说“上海话”，吃“上海饭”，也不忘回报带给他财富的这座城市，热心于当地的建设、教育和慈善事业。1906年，哈同斥巨资用400万块铁藜木做方砖，从南京路外滩一路铺到西藏路，造了一条“远东第一大马路”。此外，他还兴办了华严大学、仓圣明智女学、广仓学会等诸多机构。
宁波人黄楚九，十六岁到上海时仅怀揣一本祖传药书。他初始在城隍庙附近摆摊卖药，收费低廉，又悉心钻研市场，自制医治常见病的中成药，并免费为穷困者送药。后逐步在县城、法租界等地开设诊所、药房。在获得充足资金后，黄楚九与人合资在南京路创办了当时上海最大的综合性游乐场所新世界游乐场。新世界游乐场包罗万象，一楼为时兴的滑冰场、弹子房和电影院，二楼为苏州评弹、扬州说书、宁波滩簧等曲艺演出以及时髦的文明戏，三楼为附带西菜馆和各地小吃的屋顶花园，游客可以在此玩游至深夜12时。引领上海娱乐潮流的新世界，被媒体评价为“洋场十里闹盈盈，色色新鲜件件精”。
从西藏路上看南京路口，依旧魔幻。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南京路也给了近代以来上海独立自由的新女性在商海施展的平台。毕业于暨南大学的文艺女青年吴湄，从文化传播界转战商界，在威海路筹资盘进了梅龙镇酒家，后将其迁至南京路重华新村，绘画大师刘海粟特地为其题写了店名。梅龙镇一方面改变了南京路中餐业注重菜式而忽视服务质量和环境氛围的传统形象，一方面在菜肴特色上下功夫，在继承正宗川菜酸、甜、香、麻、辣的五味传统基础上创新，融合“一菜一格、清鲜醇浓”的上海本地潮流，形成独创一派的海派川菜“梅家菜”。在精心经营下，梅龙镇一时间崛起为南京路生意兴隆之所，并以“管鲍聚会”之名成为文艺界、实业界人士经常聚会之地，提升了南京路饮食业的文化档次，“越剧十姐妹”结拜盛宴即在此举行。同时，在吴湄与地下党员龚若冰等人引导下，梅龙镇成为孤岛时期进步人士的“红色沙龙”场所，其酒店盈资的一部分资助抗日战争。
梅龙镇酒家。视觉中国 资料图
近代有志青年怀抱梦想来到上海，大多经历了进入职场、熟悉市场、自主创业、敢于创新、打出品牌的过程，通过不懈的钻研和奋斗，在南京路书写了自己的人生传奇，也让南京路始终站在时尚潮流的前头。今天的南京路步行街通过优化品牌与业态结构，仍然是年轻人的梦工厂。以盈展集团的U479为例，不断涌现的先锋零售旗舰店、沉浸式脱口秀、新音乐融合空间、City Walk体验等新消费和新态势，集结了世界各地的潮流社群、运动社群、文艺社群、音乐人社群为主的年轻群体，在打造多元生活方式体验和城市文化体验过程中，增强了消费者与品牌关系的粘度，促进了商业口碑的传播，又将推动新一轮的消费能级提升。
南京路：微缩的大上海
上海自近代起以商立市，通过现代化工商业的发展而奠定中国商业中心和远东第一大都市的地位。南京路既是上海最早的商业街，也是这座商业中心城市的商业中心。其商品经济发展、商业文化交织的背后，是新型的价值观念在上海社会萌发，历经百余年的发扬和演变，最终形成了创新、融合、卓越、时尚的商业文化品格，也是上海城市精神的最佳诠释。
极具全球视野，包容中外商业文化，给世界各地品牌提供展示平台，即是海纳百川的广阔胸怀。注重商品的高档精致，打造世界的知名品牌，追逐最新的时尚潮流，即是追求卓越的经商理念。开放接受新鲜事物，积极吸收新的生产与生活模式，精益求精地改革与创新经营模式，即是开明睿智的行商眼光。信奉顾客至上的宗旨，追求诚信公正的待客方式，正确对待行业竞争，即是大气谦和的商业态度。
以此而言，南京路就是微缩的上海，上海就是更大的南京路。
（本文作者陆烨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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