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寂许久的新国立竞技场近日“动静”不断，6月20日深夜竞技场灯火通明，百余辆大巴在附近集结。这座位于日本东京都新宿区的体育场馆将在一个月后迎来东京奥运会开幕式。
“感觉周边正在秘密推进一些活动，真的要开奥运会了，突然有一些兴奋。”东京居民上川由纪在新国立竞技场附近工作，一年多来她已数不清自己有多少次看到有关奥运的抗议集会，对此一度陷入“无感”。
从8年前申奥成功时的全民期待，到新冠疫情暴发后的人心惶惶，“对于东京奥运会，我们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复杂情感。”
东京奥运会相关方6月21日共同商议决定，奥运会每场比赛将最多允许一万名本土观众入场观赛，前提是入场观众总数不超过赛场容量的一半。假使疫情加剧，届时观众人数有可能进一步缩减。
在敲定观众上限的3天前，日本政府新冠对策专家组负责人尾身茂提出明确建议：“空场举办是最理想的方式，一旦疫情蔓延，可能导致奥运会中断。”然而，不论是国际奥委会还是东京奥组委，都希望在遵守防疫规定的情况下尽可能让一部分日本观众入场。
作为东京奥运会的志愿者，日本大学生垂见麻衣为这场体育盛事做了大量准备，坦言，若有可能的话，推迟到秋天举办奥运会或许会更好，因为随着更多人接种疫苗，疫情会有所缓解，“这是一届期待已久的奥运会，不应该在质疑和白眼中举办，而应该受到更多人热烈的欢迎。”
尽管疫情远未结束，但从日本政府的坚决态度看来，东京奥运会已箭在弦上，讨论中止抑或延期已无太多意义，而开幕前的一系列波折如同一面检视镜，折射出日本从平成走向令和的光与影。
疫情焦虑
6月20日，东京持续2个月的紧急状态解除，傍晚的新宿街头人潮涌动。上川由纪和同事们周末两天连续加班，他们本想找个居酒屋聚餐，却发现常去的几家店门口贴有醒目的标识：“实行蔓延防止等重点措施，晚上8点打烊”。
疫情持续一年多来，东京已三次实施紧急状态，许多餐饮店没有撑到2021年夏天。上川在东京都内的一家酒店工作，疫情期间酒店经历过三次停业，最近接到了海外媒体团队的客房预订。“他们是来报道东京奥运会的媒体人员，我们既期待又担心，目前正在做最后的准备工作。”
上川坦言，东京的商业设施原本寄希望于奥运会带来巨大商机，“疫情暴发后一切都变了，商家不再迫切期待奥运会，更希望早日恢复常态”。
与此前几届奥运会不同，东京奥运会此次并没有设立媒体村，媒体人员将分散住在东京都市圈的150家酒店，这意味着百余家酒店面临严峻的防疫挑战。东京奥组委已表示，奥运会期间将利用手机GPS定位系统严格跟踪海外媒体人士，限制其活动范围，违者将被取消采访资格。
在防疫措施不具备强制力的情况下，庞大的海外参会人员规模势必带来难以预测的风险。日本首相菅义伟6月初发表讲话称，东京奥运会的海外参会人员已经从18万压缩到不足8万人，仍然需要进一步减少除运动员之外的海外人员数量。东京奥组委6月11日召开的新冠疫情对策会议指出，奥运期间以7.7万海外人员入境日本来推算，预计为参加奥运会而从海外到访日本的运动员及相关人员中平均每天将有7.7人感染新冠。
根据东京奥组委发布的最新一版防疫手册，参加东京奥运会的海外运动员并未被强制要求接种疫苗，他们抵日后将接受新冠检测，免除两周隔离期。奥运期间，每名运动员每天以唾液样本接受新冠检测。乌干达代表团一名成员在6月19日晚抵达日本后确诊，第二支抵日参赛的队伍中就出现确诊病例，不免令人质疑奥运存在防疫漏洞。
日本疫苗协会理事、长崎大学医院教授森内浩幸表示，东京奥组委从今年2月至6月陆续更新了三个版本的奥运防疫手册，尽力弥补防疫措施方面的缺失，“但需要警惕的是，假使让运动员自己采集唾液样本进行新冠检测，那可能会发生隐瞒事例，而且采集的条件也会影响阳性率。”
之所以采取运动员自测的方式，部分原因在于医护人员的短缺，至今奥运相关方也没有完成招募工作。森内浩幸指出，目前，为了治疗新冠患者以及接种疫苗，部分医护人员已经在超负荷工作，而奥运会又分流了一部分医生和护士，这是顾此失彼的关系，“奥运会就在眼前，不得不说现阶段举办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上个月，美国田径队出于安全考虑取消了其奥运会前在日本的训练，训练地所在的千叶县知事熊谷俊人也表示，自己相信“美方做了当前状况下的最佳决定”，还有很多奥运队伍面临着类似的不确定性。
不过，在印度籍志愿者鲁德里卡看来，东京奥运会的准备工作已经做得非常周到。因精通马术，鲁德里卡是被特许入境日本的500名海外志愿者中的一员，她将在开幕式前3天飞抵东京。“虽然已经接种疫苗，但由于我来自印度，抵日后需要接受3天的强制隔离。东京奥组委的工作人员非常耐心地回答了我提出的所有问题，并安排酒店工作人员在隔离期间帮我购买生活必需品。”
“我非常尊敬东京奥组委，我相信日本(政府)会尽全力保障每个人的健康和安全。”鲁德里卡表示，她最近频繁收到奥运相关的邮件，包含更新的防疫规定和志愿者指导信息，并得知志愿者仅限于往返住处和场馆，“这么做非常安全，我没有任何顾虑，恨不得明天就启程。”
作为日本本土志愿者，垂见麻衣的心情与鲁德里卡形成鲜明对比，她说：“最担心的还是安全问题，志愿者将是新冠感染风险最大的群体之一。”
利益因素
疫情危机下，东京奥运会为何非办不可?答案并非那么简单。
根据国际奥委会公布与东京奥组委签订的合约，关于取消奥运会的条款明确指出，选择权在国际奥委会(IOC)，而非主办城市。尽管奥林匹克宪章规定，IOC应该确保“运动员的健康”，并且推广“安全竞技”，但国际奥委会没有叫停的意向。
国际奥委会副主席科茨5月曾表示，即使东京的疫情形势处于紧急状态之下，东京奥运会也仍将如期举行。“所有的防疫安排都是基于最坏情况下如何保护运动员和日本民众的安全来考虑的，因此(对于可否举行奥运会)，答案绝对是‘可以’。”IOC还表示，日本的负面舆论会发生转向。
国际奥委会作为推广奥林匹克的领导者，全力支持奥运会的举办无可厚非。不过，美联社称，这一非政府的民间组织需自筹经费以维持生存，收益不可避免地影响其决策。奥运会的电视转播权费用占IOC收入比重的75%，赞助商费用占比18%，取消东京奥运会意味着损失30至40亿美元。
当然，虽然东京作为主办城市可以单方面取消合约，但不仅需要支付违约金，还将自行承担所有风险和损失。日本最大的经济研究与咨询公司“野村综合研究所”估算，倘若取消东京奥运会，日本将损失1.8万亿日元，相当于2020年该国GDP的0.33%。
“用国际奥委会和经济损失来做挡箭牌，这都是政客的把戏。”反奥运团体NO Olympics 2020的成员首藤已经连续7年参与反对东京奥运会的抗议集会和宣讲活动，她说，这个组织在东京申奥成功之际就成立了，即使没有疫情，该组织也不希望举办奥运会。
一直以来非常关注东京都流浪者的首藤介绍称，“随着东京申奥成功，新国立竞技场开工，东京都数千名无家可归的‘野宿者’被驱赶出市民公园，多个小区被拆除，而日本体育振兴中心不断兴建自己的高层建筑。”
包括首藤在内，强烈反对东京奥运会的一部分人认为，在普通民众利益受损的同时，官僚和政客却从中获利，尤其是时任日本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竹田恒和2019年被曝涉嫌行贿换取奥运承办权，引发众怒。
事实上，相较经济利益，东京奥运会牵涉的政治利益才是政治人物们更为重视的部分。日本法政大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赵宏伟示，菅义伟希望通过成功举办奥运会保住首相之位，手握这份“成绩单”参加众议院选举，“只要奥运会期间不发生太大的事故，菅义伟的支持率势必会有提升。”
“当年，安倍晋三为申办奥运会立下汗马功劳，他肯定也希望顺利举办，自民党内主流意见都支持奥运。”赵宏伟补充说，从安倍执政开始，自民党似乎特别不在乎民意，而且众议院选举也并不依赖于直接民意，因为现在在野党比较弱，基本是自民党“一党独大”的局面，选民没有什么选择余地。
就东京奥运会举办问题，日本在野党伺机而动，在今年4月东京都再次进入紧急状态之时，抓住时机向自民党发难，在国会上三番两次要求菅义伟对东京奥运会的举办条件作出明确说明。菅义伟则以不变应万变，“尽全力实现安全、安心的大会”成为他回复奥运相关问题的标准答案。
海外媒体在6月17日的记者会上再次向日本首相发问：“目前存在感染扩大的风险，为什么无法对奥运会说不，是自尊心还是经济原因?”菅义伟回应说，和上述原因无关，而是“日本可以好好制定针对海外人员的防疫对策。”
东京工业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西田亮介指出，“若取消奥运会，过去10年间的投入化为泡影，这是菅政权担负不起的责任。”奥运会是取消抑或举办，舆论分歧一直很大，不是一个简单的选择题。即使决策者现在叫停，必定还会有一众人批评“太迟了”。
丑闻背后
“这是一届被诅咒的奥运会。”日本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今年3月在国会上脱口而出。
回顾8年前，东京击败马德里和伊斯坦布尔，赢得2020年夏季奥运会和残奥会主办权。在外界看来，彼时东京申奥成功依靠的不仅是经济上的硬实力，也有文化和民风等软实力的助推。然而，东京奥运会筹办至今，其过程用“命运多舛”形容毫不为过。
在东京申奥成功之前，伊拉克裔英籍女建筑师扎哈·哈迪德为日本量身订造的新国立竞技场设计方案在2012年底通过竞标，被日本体育振兴中心(JSC)选中，但这遭到多名日本著名建筑师的抗议，他们认为扎哈的方案所需成本过高，而且破坏现有景观。之后，扎哈曾多次修改方案，建筑成本进一步膨胀，最终被日方弃用，取而代之的是日本设计师隈研吾的方案。
日本建筑设计师安藤忠雄和英国建筑设计师理查德·罗杰斯都公开发声，认为日方弃用扎哈的设计方案可能损害日本的国际信誉。随后，东京奥运会又被曝“会徽抄袭门”，引发轩然大波，日本设计师佐野研二设计的会徽图案与比利时一家剧院的标识高度相似，最终被迫撤换。
2015年的两场信誉风波给东京奥运会泼了冷水。日本《每日新闻》评论指出，东京奥组委和日本政府在遴选奥运相关方案时既没有做到信息公开，也没有尽到监督问责的责任，很难得到国民的理解。
长期以来，东京奥运会筹备工作的争议性“插曲”没有消停。2021年2月，东京奥组委主席森喜朗发表歧视女性言论，抱怨女性发言时间太长、“浪费时间”。此番轻率发言激起了始料未及的舆论反弹，而且民众对这位八旬资深政客的道歉也不买账。
在森喜朗发表争议性言论之后的两周时间内，日媒统计显示千余名奥运会志愿者宣布退出，东京某高校大二学生木端希子(应受访者要求使用化名)就是其中一员。
“在男性主导的社会风气中，我们(女性)的不满积蓄已久，退出志愿者队伍不代表我们不支持东京奥运会，而是要向性别歧视表明强硬态度。”木端希子因酷爱橄榄球运动而申请成为东京奥运会志愿者。她表示，东京奥运会一直宣称“性别平等”是其基本原则之一，志愿者希望借这个吸引国际目光的平台勇敢发声，促使社会认真审视性别歧视问题。
压力之下，森喜朗被迫以辞职平息非议。西田亮介认为，赞助商的抗议和国际奥委会的表态才是促使森喜朗做出辞职决定的主要原因，而非民意使然。
为了挽回形象，前速滑运动员、原奥运大臣桥本圣子出任东京奥组委主席，随即开展了一系列推进性别平等的措施，例如提名12名女性担任东京奥组委执委会理事，新设推进性别平等的工作组，并且多次强调“多样性”是东京奥运会的核心理念之一。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2021年发布的《全球性别差距报告》，156个国家中，日本排名120位，在发达国家中位居最末位。
借奥运会之机，日本可否在性别平等和多样性方面向前大步迈进?当把这个问题抛向日本多名性别多样性研究学者和活动人士时，多数人持乐观态度，但并不能肯定是否可实现实质性的进展。
日本冈山大学教授、LGBTQ研究学者中塚干也对表示，尽管日本政府推进男女平等的措施力度在不断加大，但还停留在政界高层，虽然其具有一定示范作用，但可否让民众有切身体会的政策还有待观望，例如“夫妇别姓”制度可否实现，“东京奥运会需要强调的不应限于男女平等，而是尊重性别的多样化”。
可以预见，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闭幕之前，非议和质疑还将继续，日本似乎已无法复制1964年东京奥运会创造的奇迹。
日本近现代史研究者辻田真佐宪表示，“诸多丑闻纷至沓来，从这一角度来看，真的很难称日本为发达国家吧。”这一届东京奥运会引发的争议，更多暴露出日本社会一些深层次问题，而这也将是一个改变的契机。
氛围渐变
“假使东京奥运会举办的话，一定会有很多让人心动的名场面出现吧。通过电视观看运动员们闪闪发光，也会给我们带来希望和勇气。”这是一名要求匿名的日本网友被问及如何看待东京奥运会时所说的话。
在铺天盖地负面舆论中，寻找完全支持东京奥运会的“赞成派”并不容易，多名日本受访者表示，不希望将其支持奥运的个人想法刊载在媒体报道中。
一名同样要求匿名的日本商务人士，他赞成举办奥运会，因为政府的防疫措施已经很完善，只是因沟通和公关能力欠缺而让众人感到不安，“对举办奥运会持积极态度的日本人害怕公开表明立场，假使说赞成举办奥运会，可能会挨打。”
上述人士发现，身边的氛围开始一点点发生积极的变化，“一方面因为运动员们陆续表明参赛，另外还有不少人认清奥运会已经非办不可的事实，但社交媒体上反对奥运的声音仍然占据压倒性多数。”
曾参选过东京都知事的日本律师宇都宫健儿在请愿网站Change.org发起署名请愿书，要求停止举办今年的东京奥运会，自5月5日至6月22日，署名人数已经超过43万。反奥运团体NO Olympics 2020还计划于6月23日在东京都厅周围举行抗议集会，而当天正是奥运会开幕式倒计时1个月的日子。
日本体育撰稿人小林信也在日媒发表评论称，“把东京奥运会视为罪过的社会氛围是非常危险的。”在奥运会反对派士气高涨的背景下，垂见麻衣忧心忡忡地表示，她担心穿着志愿者统一制服乘坐交通工具，人身安全会受到威胁。
即使是志愿者都承受如此之大的压力，更别提那些备战已久的运动员。多数日本奥运选手避免公开发表个人观点，网球选手大坂直美、高尔夫选手松山英树等几名活跃在海外的运动员则直白说出对东京奥运会的期待。
“在日本社会，紧急时刻的一切都由氛围决定，这离理性的判断差太远了。”辻田真佐宪指出，眼下奥运会应该会按计划举行，所以大家团结协作的氛围正在扩大，这将慢慢转化为人们自我约束的同调压力。
东京奥组委主席桥本圣子6月初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日本国内的疫苗接种率正在上升，公众认为可以放心办奥运的声音越来越高，“据我所知，即使是强烈反对(奥运会)的人，态度也发生了变化。”
眼下，距离东京奥运会开幕仅剩约一个月时间，“要求中止奥运”一词6月22日却再次出现在推特日区热搜的前列。在大片抵制声中，有一条特别的评论写道：“当国家陷入异常状态，我不想做一个沉默的胆小鬼 。为了连接人们的梦想和希望，支持东京奥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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