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日，日本三菱综合材料公司终于向二战中国受害劳工正式谢罪，并且作为谢罪的表示，向每位受害劳工或是遗属支付10万元人民币。对于三菱公司的谢罪，作为幸存劳工代表的闫玉成表示，赔偿金额多少不重要，重要的是要看到认罪态度。
70多年前的记忆：
——在日本没有吃过一顿饱饭 忍受非人虐待
闫玉成原籍为河北省秦皇岛市昌黎县马坨店乡大夫庄，1944年7月被掳时，他只有15岁，是当时的抗日救国会会员。
回忆起70多年前的遭遇，老人说，在被送往日本前，他先是被送去了塘沽，并被押送到大沽口冷冻公司附近的“华北劳工协会收容所”。
“在那里我和其他劳工忍受了非人的虐待。” 闫玉成说，当时，晚上睡觉时，他们的衣服全部要脱光收走，第二天早上发还，所有人大小便都要在房间里解决。
“收容所里我们吃的是又厚又大蒸不熟的苞米饼子，又没有开水，喝了生水就拉肚子，因为拉肚子死了很多人，我看见用马车横装死尸，上面盖了芦苇，拉了满满一车。”
在收容所煎熬了一个多月，闫玉成和其他中国人被押送上了日本货轮“青岛丸”，随后到达日本九州福冈县饭塚市嘉穗郡穗波村“三菱饭冢炭坑”的“日华寮”。在那里，闫玉成开始了长达一年多的苦难劳工生涯，直到1945年12月被送回中国。
“我们主要是在矿井里挖煤，每天的工作时间都超过10个小时，日本人一天只给我们吃两顿饭，而且伙食很差，从没吃饱过。”
“我们这批人，来的时候有189人，回国的只有166人，23个同胞在这一年多时间里死掉了。” 闫玉成告诉中新网(微信公众号：cns2012)记者。
闫玉成的经历也是众多被掳往日本劳工的缩影。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约四万名中国人被强掳至日本国内，三菱材料公司前身的三菱矿业株式会社及其下包公司接受了其中的3765名。这些中国人在极其恶劣的劳动条件下，在饥寒交迫中每天被迫从事奴隶劳动。非人的生活、加害者的暴力，伤病得不到任何医治，使得其中的722人死在了日本。
如何看待谢罪？
——坚持20多年就是为了给劳工争口气
闫玉成告诉中新网记者，自己从上世纪90年代起，就开始为对日索赔的事情奔走，为的就是给自己和其他劳工讨一个说法。
在经历了20多年的等待后，如今，日本三菱公司终于向二战中国受害劳工谢罪。得知消息后，闫玉成特地从居住地安徽淮南市乘高铁赶到了北京，车程就有4个小时。对于一位87岁的老人来说，这一趟来的不容易，但在闫玉成看来，和自己20多年的坚持来比，这不算什么。
“我不看重赔偿金额的多少。”闫玉成说，自己在乎的是日本企业承认事实，承认有罪，并赔礼道歉。
“我不是代表我一个人，而是代表全体劳工、全体受害中国人。我们坚持了20多年，就是为了给劳工，给中国人争一口气！” 闫玉成说。
对于补偿金，不少受害人的遗属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来自秦皇岛昌黎县的戴秉信告诉记者，自己的父亲当年也是被掳劳工，老人如今已经过世，他只能代替父亲接受三菱公司的谢罪。
“我们不在乎钱多少，主要考虑的是对方的态度。70年的委屈，如今终于看到了一点光芒。我希望今后中日能友好合作，我们不仇恨历史，但是也不能忘记历史！”戴秉信说。
等不起的谢罪
——多数劳工已离世 没能看到道歉
虽然，部分中国受害劳工等到了来自三菱公司的道歉，但是对于他们中的很多人来说，这一天来得还是晚了。
“我的父亲没能等到三菱公司谢罪，已经在十几年前去世。”来自河北唐山的马文义告诉中新网记者。
马文义的父亲马少槐是当年被掳往日本的劳工之一，据他介绍，上世纪90年代，马少槐还在世时，就已经开始了追讨赔偿。
“老人临去世都没有等到这一刻，成为了终生遗憾。”谈到父亲的遭遇，马文义一度哽咽。
像马少槐一样的受害劳工不在少数。据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会长童增回忆，上世纪90年代时，对三菱索赔案的劳工还有大约200人左右在世，20多年过去了，他们中的大部分没能等到最后的“道歉”便离开了人世。
记者了解到，目前，对三菱公司的索赔案中尚健在的劳工只剩下了10余人。
对于很多尚未等到加害企业谢罪的老人来说，留给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而对于还健在的老人来说，他们的心愿也尚没有完全了结。
闫玉成告诉记者，他知道，目前很多其他中国劳工以及慰安妇的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这也是他这么多年来一直挂念的事情。老人说，“今后如果有需要，我还会参与到其他劳工的索赔工作中，如果有精力有能力，我愿意为劳工问题做到底，服务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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